转贴诗人、建筑师非亚的文章
非亚简历：<br> <br>1983年9月--1987年7月: 就读于湖南大学建筑系, 大学毕业后返回广西, 现居南宁，就职于广西建筑综合设计研究院。<br> 1987年初: 开始诗歌写作, 在《诗歌报》,《科学诗刊》、《飞天》, 《广西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br><br>--------------------------------------------------------------------------<br>非亚的文章：<br><br>一）从两份杂志看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br><br><br>在1999临近岁末之际，或者确切地说是在临近2000这样一个新世纪之门之前，我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朋友们的约稿，这些有关诗歌的约稿，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回顾与展望的味道，加上这之前的陆续出现或者正在编辑的刊物，与过去诗歌有关的展示似乎比以往都多，这也难怪，以十年为一代或一个轮回的诗歌界，总得借新旧世纪之交作一番思考与总结吧。<br>确切地说，身处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中国当代诗歌，和八十年代相比，在文学爱好者和普通百姓眼里，似乎远远没有 “朦胧诗”时代那样，有着美丽辉煌的迷人光环和清晰的引人注目的身影，诗歌的影响力在人们内心减弱与弥散，也许只不过是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结果，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于九十年代中国诗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多重要性的看法，这种重要性，之所以让我侧目，原因很简单：它延续了八十年代朦胧诗和86后第三代诗歌的精神，内涵，并有所超越，它更宽更广地融入了世界，并体现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含混性和复杂性。<br>这种倾向在两份诗歌杂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我之所以看重这两份杂志，是因为在九十年代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下，它们体现出了与九十年代审美相匹配的倾向和潮流，而不是象其它一些诗歌杂志一样，过于松散，庞杂，目的不明和形迹可疑，这两份杂志，一份是南京的《他们》，另一份，则是河南的《阵地》，《他们》反映出了一种艺术上的风格化，延续性和技术性，并体现了一种迷人的前卫气质。而《阵地》则体现了一种当代生活的客观性，现实性，包容性，复杂性和含混性。<br>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那本名为《他们》的刊物，这份从八十年代中期延续到九十年代的杂志，几乎就是一部活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中的重要一个章节。韩东，《他们》的灵魂人物，赋予了杂志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和趣味，八十年代的《他们》，为中国贡献了一批重要的第三代的诗歌人物，像韩东，于坚，丁当，于小韦，呂德安，小海，小君，普珉等等，他们的诗歌，代表了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的一种平民化的潮流和方向，而进入九十年代的《他们》比起八十年代则有意思得多了，不但不断有新的诗人加入，而且从中走出了一群小说家兼诗人，像韩东，鲁羊，朱文，吴晨骏，李冯，海力洪，刘立杆，他们是当代中国日益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作为一份传统的诗歌杂志，诗歌依然是《他们》的主要收获，由于不断有新的诗人加入，使得《他们》保持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开放与活力，杨克，翟永明这些八十年代出现的诗人和伊沙，杨键，徐江，侯马，杜马兰，朱朱，李森等新锐的加盟，使《他们》在一惯的风格下增加了许多有活力的因素，像伊沙的一些诗，其内在的荒诞，滑稽，满不在乎，深刻反映了九十年代人们的某种心态并成为九十年代诗坛一种非常另类的品种。<br>在《他们》这一份杂志里，人们常常奇怪为什么从《他们》中走出如此多的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人物，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聚集在《他们》周围的，都是富有天才和创造力的诗人，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一种源于对诗艺不断追求，探索和诗人良知驱动的结果，这种不甘平庸的努力，以及从来都不依附于正统势力的自由与尊严，造就了《他们》这片森林，象韩东说的：“他们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诗歌”，对技术，形式和审美趣味的追求使得《他们》在中国当代诗坛显得格外与众不同。<br>《阵地》是九十年代涌现的另一份诗歌杂志，从某种角度和夸张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阵地》=九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阵地》，也许我这么说会引起一些人的愤慨，但我个人坚持认为这一点都不过份，回过头去看看《今天》之于七十年代，《非非》，《他们》之于八十年代，我们也许就明白这个道理，毕竟，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其艺术走向的诗人，潮流和刊物，而《阵地》就是这样一本为九十年代而存在的杂志。在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实践中，除了各种不同的探索外，有一种与八十年代所明显不同的倾向，那就是叙事风格的进入，这种叙事和我们概念中的所谓的叙事大相径庭，叙事仅作为一种手断而非目的来使用，正是由于叙事的运用，使中国当代诗歌回落到现实的泥土并有了与现实对话的可能。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手法的运用具有非常强烈的现代感和前卫感，拼贴，复调，跳跃，抽象的处理和观念，使得这一类诗歌显得与众不同，作品的角度是现实的，但表现出来的观念和诗歌的外表却是非常现代的，直至今天，我依然难以说清，为什么这么多诗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一转向，答案也许是社会生活的快速变革使诗人重新认识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认识到生活是诗歌的来源，并对生活进行重新的打量与认知。在《阵地》中，聚集了许多带有这种倾向的诗人，这些诗人有八十年代重要的前卫诗人，如张曙光，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西川，翟永明等人，也有九十年代涌现的新潮诗人，如藏棣，森子，鲁西西，马永波，非亚，蒋浩，桑克，沈苇等人，当然，在《阵地》之外，还有着许多诗人的写作带有这种倾向，如哑石，丁丽英等，对于九十年代出现的这种诗潮，赞同与反对都是耐人寻味的，赞同者也许是简单地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反对者则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在我看来，所有这两种观点都有失水准与公允，作为九十年代主流或非主流的这一类诗歌，仅仅是一个“是”或者“否”就能说清的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br>从我个人来讲，我庆幸这样的诗歌在九十年代出现，和八十年代不同，八十年代是一个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猛烈碰撞的年代，这使得我们今天再回头去看，总觉得八十年代充满了难以预料的变数，九十年代是伟大的，发展与机遇让我们为之欢呼，而诗人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年代里，却找到了诗歌和生活对话的神针，并发展了中国当代的诗歌艺术，从这一点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诗人同样是了不起的，而正是由于诗人们的努力，使得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并不因身处新旧世纪的交替而失去其重要性。<br><br><br>-------------------------------------------------------------<br>二）九十年代中国的实验诗歌<br><br>回过头去看中国当代自76年以后的诗歌发展史，无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庞大，数量众多的诗歌书写中，存在着一脉不断叠加，丰富，复杂，难以言说，和具有强烈推动力的诗歌实验潮流和原创精神，这种潮流和精神，伴随着漫骂，诋毁，恐吓，怀疑，论争，甚至于惊奇，和一切毫无生气，四平八稳，或者正统的，常见的商业性和大众化诗歌，在形式和精神要求上划清了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实验主义诗歌阵营本身，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否定和超越，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实验诗歌的一次新的反对。这两种现实，构成了中国当代实验性诗歌泾渭分明，又复杂纠缠的基本图景。<br>从诗歌史的发展来讲，实验性诗歌和正统的及陈腐的诗歌进行对抗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正统力量的存在由来以久，并且一定也将永远存在下去，诗人用不着对此大惊小怪，耿耿于怀，甚至于暴跳如雷，实验诗歌需要对抗的，是诗人自己的写作惯性，它需要对抗的，是现存的诗歌秩序，是诗歌写作的停顿，原地踏步和裹足不前。<br>从实验诗歌本身分析，有两种情况是存在的，一方面是自然而然的实验，一些诗歌的写作者具有天生的异样的审美和个人艺术观，因此，他们的写作，一出手就与众不同，他们的写作，自然而然成为实验诗歌的一部分，因为这样的写作吻合了他的个性与愿望，另一部分的实验诗歌写作者，在艺术上具有求新求变的强烈愿望，这使得他们的写作，在实验上带有一种自觉需要和倾向，这一部分诗人，人数较多，也带有更多的建设性，怀疑性和破坏性，代表着实验诗歌的主流。<br>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9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时，实验诗歌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问题的关键，是90年代中国实验诗歌都从事了那些工作，在那一方面取得了突破，它的整体价值在当代诗歌史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实验诗歌都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和倾向。<br>很显然，对实验诗歌的描述离不开对实验诗歌和诗人的追踪，离开了文本和具体的个人写作的阐述，无疑将是苍白无力的。<br>考虑到诗歌写作的连贯性和90年代实验诗歌的写作现状，以下对诗人和诗歌的简述更多地带有分类学的意味。<br>一．泛“口语化”写作。这一脉写作的诗人数量还真不少，主要以80年代的“他们”和部分“非非”诗人为主，并从这两个群体发展而来，看一看九十年代不断加入“他们”的新诗人和其它一些口语化写作的诗人，我们就能明白，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口语化”写作，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在90年代“口语化”策略下的新诗人中，有如下一些诗人值得关注，如众所周知，又争议巨大的伊沙，和徐江，侯马，以及“他们”诗群的新老诗人，如韩东，于坚，朱文，杨键等人，还有原‘非非”的成员何小竹和吉木狼格等人。像伊沙的诗，带有某种阅读上的消费性和视觉快感，有点像一次性餐具，并具有类似于美术界“玩世现实主义”和“简约主义”的风格和品质。在“口语化”的理念支持下，这一脉诗人的写作往往出人意料，其争议和实验性可能也是最强的，作品和其它作品相比，也显得更为另类和与众不同。<br>二．叙事性诗歌。叙事性诗歌是9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所明显不同于80年代的一大特征，这一脉诗歌写作的起因，是希望诗歌和现实保持一种平衡和平和的关系，并“把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森子语），经过80年代艺术上高度抽象之后，具象的带有叙事意味的诗歌，一下子有了充足的市场，并使九十年代初有点儿走入死胡同的诗歌，又重新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并增大了以有诗歌的表现力。从事这些诗歌的写作者，主要有孙文波，张曙光，森子，桑克以及聚集在《阵地》周围的一群诗人。这一脉诗歌，在整个90年代实验诗歌中风格明显，并且极其引人注目。而在语言和形式上，口语和书写语言也都是它所使用的手段。<br>三．新学院派诗歌。新学院派诗歌更多是指以北京为中心一些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新老诗人，老的一些，以西川，藏棣，西渡等人为代表，新的则以胡续冬等原“偏移”成员为主，这些诗人的写作，具有文化和诗歌探索的双重意义，既不破坏，也不建立。<br>四．神学写作。神学写作的市场形成由来已久，诗人以神的面目出现可以追溯到远古。这一脉诗人，更强调承担，责任，精神，死亡，从诗歌本质上来讲，虽然他们的诗歌写作也带有对灵魂探索和诗艺的实验，但这一脉诗歌对当代诗歌写作和发展，我个人认为意义并不大，这一类诗歌的毛病是远离了现实和当下性，不像前面两种，更显得有血有肉，和充满勃勃生气。因此，它也是实验诗歌阵营里最没前途和档次最低的。当然，从艺术角度上我个人并不反对他们的存在，毕竟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就让他们继续存在吧。<br>五．“70后”部分觉悟诗人。九十年代末，“70后”诗人开始浮上舞台，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他们的出现已是事实，但从我个人来讲，我实在很不喜欢这一提法，这倒不是我和他们有什么过节，而是觉得这样的提法未免太空泛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示自己年轻和生活态度与众不同也就罢了。这一些诗人，不管他们有何企图或目的，他们在“新口语化”的策略下提出的主张已和过去有所不同，他们声称，要用“肉体“和“下半身”进行写作，不管这样的提法是否会引来恶毒攻击，但他们的诗歌实验，希望能与众不同却已是事实，我个人认为，把这一部分90年代末登上诗坛的新诗人，称为“新粗俗主义”诗人也许更为合适，这比起什么“70后”这种不男不女，不伦不类的肉麻提法好多了。这一些新诗人，有以北京为中心的沈浩波，李红旗，盛兴，朵渔等一群打算聚集在《下半身》周围的年轻作者。<br>六．处于边缘的诗人。处于边缘的诗人即使在80年代也都存在，所谓边缘，说白了也就是处于主流文化之外或上述流派之外，或者，他们的写作，介于不同流派之间，掺杂了各流派的不同主张，这样一些诗人，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写作，也带有很强的实验性。如余怒等人的作品。<br>从上面的分类，我们无疑可以分辨出，九十年代那繁纷，但却风平浪静的诗歌写作中，一些不同的声音的存在，从另一方面讲，虽然九十年代整个中国实验诗歌发出的实验呼声并不很强烈，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验诗歌的不存在，这一点，和80年代张狂的艺术宣言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导致这一点变化的，也许是因为个体写作时代的到来，使诗人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个人诗歌的写作上，探索和实验是实实在在的，诗人也实在没有必要整天对着观众叫喊自己的个人主张，事实上，许多实验诗人的写作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从九十年代出现了许多富有特色的诗人访谈录可见一斑，毕竟宣言是一回事，作品又是一回事，但九十年代诗歌实验有着和以往很大不同的主张，却是分明存在的事实，它通过大量实验性诗歌文本已反映出来，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并不是九十年代实验诗歌有没有发出什么宣言之类的东西，而是应该关注，当代实验诗歌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和高度，以及它，表现出了什么与以往所不同的异质。<br>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来讲，九十年代的诗歌与以往相比，无疑是贴得最近的，诗人从现实出发，通过诗歌实验来反映一种虚拟的现实，并使这种虚拟的现实，打破了原有的审美和诗歌秩序，也使诗歌在无意的发展中获得一口可贵的“活气”。90年代中国实验诗歌以一种不事张扬的个性，逐步实现了诗人在诗艺和文本的双重野心，而正是不事张扬这一特点，考验了人们对中国实验诗歌流向，广度和深度的判断力和反应力。<br><br><br><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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